关于死刑复核权的法律冲突表现在《刑事诉讼法》与《人民法院组织法》之间。1979年颁行，并经1996年大修的《刑事诉讼法》明确规定，死刑立即执行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，死缓则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。同于1979年颁行，并经1983年修改的《人民法院组织法》则将“杀人、强奸、抢劫、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案件的核准”，规定“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，得授权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。”由于两部法律均为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基本法律，无上位法下位法之区分，也因为3次“严打”政策的需要，多次被提起的死刑复核权的回归，也多次被搁置，这一同位阶的法律冲突一搁再搁，已是23年。
23年，于刑事司法领域，已是“换了人间”。1996年《刑事诉讼法》修订，1997年《刑法》大修，原有的“公检法流水作业模式”已被“控辩审三角结构”所取代，无罪推定原则深入到了刑事司法制度的肌理，“重打击，轻保护”的刑事政策取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校正。在司法实践中，一些冤假错案被曝光，公众开始反思死刑程序的病灶，死刑复核权首当其冲成为争论的对象。这种对程序之弊的批评与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期许，化为对立法、司法与执法的压力。在这一背景之下，立法机关于10年前就已将死刑复核权的回归提上日程。这一年，修正后的《刑事诉讼法》沿用了“死刑案件由最高法院核准”的法律规定。然而，《人民法院组织法》的修正，却回避了这一问题。
但死刑复核权的十年回归之旅，也仅仅让我们聆听到了渐行渐近的“法治的足音”。死刑复核权的回归，不过是一种归位，其意义固然不可低估，但不必然代表着司法公正在死刑案件上完全降临。毋需讳言，死刑复核程序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完善的制度。除复核权的下放之外，它还有违“不告不理”原则的触发机制，它欠缺公开性、参与性与亲历性的审理方式也已为学界诟病已久。甚至这一程序在诉讼期限上至今仍是空白——换句话说，只要进入死刑复核程序，案件就变得不确定起来，哪怕法院拖上个10年、20年才予结案也不违背任何法律规定。
诉讼期限是严格诉讼程序、规范诉讼行为的重要措施。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死刑复核的诉讼期限，既有利于增强司法人员的法制观念和责任心，又有利于当事人自己及时解脱，免受讼累，亦可维护诉讼活动的严肃性，保障法律的统一实施。
来源: 广州职务犯罪辩护律师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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