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对神圣的国徽，我深知自己罪行严重、性质恶劣、影响极大，我的所作所为玷污了的党的形象，降低了党的威望，挫伤了党群、干群关系。由于我忘记了人民公仆的神圣职责，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殷切重托，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，被组织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，并将受到国法的严惩，我觉得这完全是罪有应得。
　　
　　我出生在山东省梁山县小路口镇后门王村，是家中老大，有一个弟弟、一个妹妹。当年为供养我上学，父母卖掉了家里的三间房，父亲一人闯了关东，母亲在家既要种地，又要照顾三个孩子。记得有一次，村食堂发了一个窝头，母亲舍不得吃，留着给从县城放学回家的我吃，自己则吃树皮和草根(说到这里，王昭耀声音哽咽，流下了眼泪——笔者注)。现在，我父母都是80多岁的人了，仍住在两间破烂不堪的房子里。对老家来说，我没做过什么贡献，妹妹是农民，她的两个孩子在外地打工；弟弟年过半百，至今还在一家企业干临时工。
　　
　　我是大学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安徽工作的。在安徽，我是一个外乡人，又没有什么背景，不到40岁就被提拔为县委书记(1984年1月任宿县县委书记)，是当时全省县委书记中唯一的省委委员；任地委书记时(1987年5月任宿县地委书记)，是全省最年轻的地委书记。48岁那年我当上了副省长，后又被提升为省委副书记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。我深深懂得，这些都是党组织的精心培养和教育的结果。
　　
　　我多年从事党务工作，曾经分管过纪检、政法工作，对党纪国法不是一窍不通。我也曾扪心自问：金钱对一个人来说，生不能带来，死不能带去，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真是小农思想作怪，侥幸心理占据了头脑。我的教训验证了那句古语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”。
　　
　　回忆这些年来，面对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，觉得自己风里来、雨里去，一天忙到晚，也够辛苦的，看到老板们一个个大把大把地捞钱，潇潇洒洒生活，想来想去，觉得自己吃亏了，产生了“有权不用、过期作废”的念头。当年在地委工作时曾经作出的承诺慢慢开始动摇，从接受一瓶高级酒、一条高档香烟、一件名牌衣服，到1992年春节接受张某送来的1万元现金，一开始还是在推来推去中不自然地收下。觉得拒绝了人家，面子上过意不去，但似乎又觉得利用职权收受金钱不应该，思想上的斗争非常激烈，可是在下不为例的借口中产生了侥幸心理。思想上的防线一旦决口，就会一泻千里，防不胜防。从起初的收受几千元到后来几十万元，我都来者不拒，且收得心安理得，逐渐变得麻木不仁，结果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不能自拔。收了礼后，我便插手干部使用和人事安排工作，通过各种手段提拔亲信知己。人事安排，对当时的我来说，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，举手之劳，打个电话或者开会时给有关人员打个招呼就完事了。
　　
　　人一旦政治上失节，后果就会一发不可收拾。就在王怀忠等人案发后，会议传达、媒体介绍了案情，特别是看了有关录像，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想到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，感到十分后怕，主要是担心东窗事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惶惶不可终日，赶紧和家属绞尽脑汁清理了一下近年来收受的礼金，在心里列出了一个“清单”，并四处转移，对认为是不够可靠的人送来的礼金进行退还。晚上回到家中，每当有人登门拜访，我就匆匆上楼，装作不在家，以为客人送来的金钱、礼品，反正不是自己亲自收下的，家属收礼，与己无关。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可笑，真是自欺欺人。我现在常常这样想，为什么过去收入低、生活苦，一日三餐粗茶淡饭，而心里却感到很踏实；现在吃不愁、穿不愁，可以说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物质生活十分丰富，可还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这恐怕还是思想认识问题，还是自己意志薄弱、精神空虚的原因。
　　
　　我在安徽工作了37年，走遍了淮河两岸的山山水水、沟沟坎坎，田间地头都曾留下了我的身影……我的奋斗和拼搏，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和地位，而我却一意孤行，辜负了当地百姓的重托，辜负了父母的养育之恩。时间不会倒流，我要彻底悔罪，并愿配合有关部门，现身说法警示党员干部，做从宽处理的典型。

来源: 广州职务犯罪辩护律师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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